如果论述不同人群的区别，涉及的话题层面过于丰富。以我的认识，物质是基础，由当代生命科学初步发现的生理基础决定了同性爱和吸毒、性交易、卖血等可以造成艾滋病传播的行为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素质型同性爱的发生首先是由生理因素驱动的，而不是由行为层面的原因造成的。至于同性爱人群中同样存在性交易、吸毒等不良行为和不安全性行为，以及种种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不良现象，只能说因为同性爱者也是社会成员之一，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同性爱者就会游离于社会之外，不受到种种社会思潮、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任何把同性爱者同社会剥离开来的审视都是缺乏科学态度的文化心理缺陷的表现。异性爱者中有人如此，同性爱者中也不例外。同性爱者和异性爱者的惟一区别只有基于生理原因决定的性取向差异，只有由这种差异形成的性关系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同性爱者在生活态度上，不论是严谨还是随意、是积极还是颓废、是勇于负责还是玩世不恭，都和异性爱人群一样。这种生活价值观的差异同样是社会文化潮流的多元化表现。可以这样说，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事象，都同样存在于同性爱人群和异性爱人群之中，这两个人群的不同只存在于性取向方面，其它方面则完全一致。

因此，我认为倡导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先进的同性爱文化，不论是从防控艾滋病的短程目标计，还是从解放社会精神生产力的远程目标计，不论是对同性爱人群本身还是对全社会，都具有科学的进步意义和价值。

倡导先进的现代同性爱文化，是针对中国性文化中存在的陈腐的传统同性爱文化而言的。

这种同性爱文化，或称之为同性爱亚文化，在中国的形成过程与西方不同。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没有经历“政教合一”阶段，因而没有发生过用宗教阐释、动用政治强权对同性爱者的血腥镇压。因此，当西方社会开始正视同性爱者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拥有自己的生命权益时，架构其文化的主导思想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从反主流宗教到反政治的倾向。而在中国，同性爱者从来都被做为自然存在的社会人对待，中国的同性爱文化从来没有脱离社会伦理的轨道。因而，历史就积淀了西方所不存在的中国传统同性爱文化。

中国传统同性爱文化的核心和中国传统主流性文化一样，其核心是以儒学道统为基础的封建伦理，虽然中国曾经从政治上“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道统演化成为统治者的政治理念，但儒家学说是以人为本的学说，是“天人合一”的学说，是朴素唯物论的学说。反映到传统同性爱文化方面，仍然是以人为本，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把同性爱者视为妖魔鬼怪。

我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同性爱文化和同时期的西方同性爱文化相比的难能可贵之处。

正是具备这种朴素唯物观的审视，中国传统同性爱文化具有四种特色。

第一、“天人合一”的理念虽然为同性爱者强加了某种因果报应色彩，但仍然是对一种行为的思想审视模式。

这种认识最典型的当属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同性爱行为的描述。他虽然让鬼狐在同性性关系中充当了一方角色，但往往是对一些性放纵者的惩处戏弄，是性放纵者的行为种因得果。以鬼喻人，而不是将人化鬼。

顺便提一点，蒲松龄笔下的同性爱故事，典型表现了他的封建正统伦理观。但是，其中有两则故事表现出同性爱者之间真诚炽腻的爱恋。虽然蒲松龄用他的生花妙笔进行了评判，而且他的评判若译成现代白话不过是对肛交过程的反复无聊渲染、极尽讥讽嘲弄，但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却迫使作家不得不去面对他本来以为不会存在的现实。

恐怕也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蒲松龄的现实主义文学价值。

第二、用封建的正统两性伦理观同化了对同性爱及其性关系的审视。

中国正统的两性伦理是以“男尊女卑”、“阴阳相谐”的价值观为核心。对于人们不理解的同性爱现象，引入这种人格价值观。一切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从一般人对同性爱的印象，到见诸史籍的对同性爱现象的描述，无不把同性性关系的某一方，特别是被他们臆想中充当被动角色的那一方，视为极具有女性美感和女性心理，乃至在性行为方面同样有着女性的性需求和性感觉的“准女人”。

当然，对这种审视不能跳出历史的局限性进行苛求。古人不想也不能出于科学目的去研究同性性关系中更深层次的“神秘”表现。比如，一个极其“娘娘腔”的男人不见得是同性爱者，而一个极其粗犷刚健的男人有可能是同性爱者；一个极具女性化的男人在同性性行为中充当主动者，而一个从各方面看都符合通常所认为的男性气质标准的男人却在同性性行为中存在被动接受的心理欲望和实践经历。这些在同性爱人群中普遍存在、并不多么“出奇”的现象，只能用科学认识才能作出准确的解释。用科学的方法来破译这些谜底是很难的。省事的办法，是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思维定势，足以“放之四海皆准”、“以不变应万变”的人文法则，就是套用传统伦理来“快刀斩乱麻”进行人格价值的终审判决。因此，同性爱者被视为“准女人”当然会乐于接受“将男作女”的性关系。异性爱的审美观和人格价值观就这样扭曲了同性爱人群几千年，这种认识至今仍是中国人对同性爱典型认识标准之一，甚至大量同性爱者也认同了这种冥顽的文化。

第三、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强化了对同性爱者这种“男尊女卑”

的人格价值观。

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从汉哀帝和董贤到袁世凯和豫剧戏子唐天喜、到曾做过大总统的北洋军阀曹锟和李彦青……究竟哪一方是被人们称为“兔子”的同性爱者呢？答案极明确，历来是地位卑贱的一方。比如把同性爱活动演到极致的曹锟和李彦青的关系，当年曾是社会舆论弹劾曹锟的“十大罪状”之一。然而，人们只说李彦青是“兔子”，决没有人说曹锟是“兔子”。

封建等级制度套用于同性性关系，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同性性行为几乎达到了“自由化”的现象。因为社会上本来就应该存在供高贵的阶层驱使奴役的卑贱阶层，那么身份卑微者被具有同性爱倾向的身份高贵者狎昵和占有，乃至进行人身交易，当然符合社会阶级关系的道德法则。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清代中叶以前，属于“下九流”

的艺人，不管那些做戏子的男孩子是否具有同性爱倾向，也都要以金钱交易方式去接受喜爱“男风”的身份高贵的“老斗”们的同性审美或性关系要求。至于僮仆、僧徒、理发匠、某些娱乐服务行业的伙计，与其说做“兔子”的是同性爱者，不如说是封建等级制度驱使他们成为同性性关系的接受者。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对同性爱曾经很“宽容”，恰恰是天人合一的因果观、男尊女卑的人格价值观以及封建等级制度人为地制造了这种“宽容”。这是和西方现代对同性爱者的“宽容”截然不同的“宽容”。

西方是出于对男同性爱者的生物学的科学发现，所以要打破宗教和“政教合一”的历史造成的对同性爱者的政治迫害，要求社会不要把同性爱者当成妖邪

从同性爱人群的内部情况而言，恰恰因为中国的同性爱文化不是荒芜的沙漠，不是由神主宰的虚无文化，而是经过了长久的历史沉淀，社会生活徐徐入扣结构非常严谨，底蕴非常深厚，现实主义表现非常明朗，并且已经被异性爱主流文化和封建伦理吸收为一种附庸文化，演变为一种也被异性爱社会接受的社会行为的价值评判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同样被为数不少的同性爱者接受，尤其是被缺乏先进的人类文明认知的同性爱者接受，并以此做为自己“存在即是合理”的活动空间的一种条件。通俗地说，当一个同性爱者把自己装扮成为被这种社会文化接受的那种自轻自贱、自嘲自辱的社会的角色，自己的存在和行为反而会获得相对的“宽松”。相反，如果非要和异性爱主流社会去争取人权的平等、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自主，得到的只能是更大的污辱、更重的压迫、更痛苦更无奈更无助的结局，甚至因为这种争取触动了异性爱文化的统治地位，可能招致异性爱主流社会对同性爱人群更为敏感的特别关注，可能还会引出对同性爱人群整体上报复性的更大歧视。这种争取往往还会引起“自己人”的反对，乃至受到来自“自己人”内部的各种方式的遏制。

有人提到同性爱就会对这个人群中的种种负面表现喋喋不休。如果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而不是一个中国固有的包括传统同性爱文化在内的封建文化的卫道士，我建议他认真思索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的社会是否给予了同性爱者追求正面表现自我，尤其是追求自尊、自主，可以充分解放其精神生产力的正面生活方式的环境？

第二、我们的社会是否认真地倡导过可以影响同性爱者自主正面认知的一种和异性爱行为模式不同的更科学更先进的同性爱文化？

可能，有人会客观地回答：没有！

可能，有人还会很权威地回答：有！不只有，而且早就有过，那就是传统的异性爱婚姻的道德规范。

问题是：这种规范是不是先进文化？

一种文化形态是先进还是陈腐，不可能由某个人来简单界定。先进文化是不断冲破落后走向进步的潮头文化。人类文明的发展证明，任何被卫道士标榜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文化形态可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段是先进的。而它一旦被人为地固守，成为抵挡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进步倾向的盾牌，这种文化形态也就失去了它曾经鲜活一时的思想生命力。先进是真理的体现，先进的界定，恐怕只有一代伟人邓小平所倡导的思想方法最为准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倡导先进的同性爱文化，有一点和异性爱文化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倡导一种什么样的性文明？

“洁身自爱”是我完全赞同的性文明的最高境界。问题是，对“洁身自爱”应该做出怎样才能显示其先进文化活力的界定？

一种界定是传统就有的。禁欲主义，固守“从一而终”的人身依附婚姻关系，从而将性的对偶也固定于一个白头偕老的对象。

中国的传统伦理一直用封建统治者给予大力支持和褒扬的封建礼教在刺激社会达到这种行为方式的高境界。例如被认可的贞节牌坊，授予坚持这种行为方式的贞妇荣誉称号乃至物质奖励。然而，这种行为方式被大树特树了几千年，历史实践证明了它的失败。尽管倡导者拼命挥舞着禁欲主义的大棒，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实践却演绎出上自“真龙天子”下至平头百姓都没有怎么认为是耻辱得无地自容的另外一种性行为方式的存在──妻妾成群，侑歌挟妓，乃至形同宠妾嫖妓的宠戏子、养娈童、招相公，并且由此形成了并非被正统文化激烈排斥的风流文化、才子文化、一夫多妻婚姻结构文化。

难道不是这样吗？

如果能够正视现实，就会得出结论，用传统的固定的异性爱婚姻模式套用同性爱关系，虽然可能相对控制了性伴侣关系多变，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了一种传统异性婚姻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必然导致经济关系的发生，而一旦形成经济关系，感情的、审美的关系立刻退居二线变得黯淡无光。同时，也就人为地激发出种种不是为了爱情的矛盾。因为同性性关系不具备法律的、子女的种种家庭责任的制约，剩下的就只有经济上的患得患失。异性爱婚姻破裂时的经济纠纷会被人们视为正常。而同性爱者感情破裂时的经济纠纷，恐怕连同性爱者当事人本身，也会视为一种负面的性交易。

这种“洁身自爱”兜了一圈以后，又掉进了陈腐的传统同性爱文化的泥淖。

那么，应该倡导的现代先进的同性爱文化究竟有什么内容呢？

值得欣慰的，也是我们认识的中国传统同性爱文化的第四个特点，那就是这种进步的追求不只在中国当代同性爱人群中已经崭露头角，就是在中国古代同性爱人群中也灵苗初化的一种集审美、感情和责任于一体的“爱吾爱及人之爱”的行为方式。

恐怕正是由于同性爱人群中有人对已经打破主流社会视为“正统”

的陈腐同性爱文化蔑视已极，致力于捍卫身为同性爱者的人格尊严、张扬同性爱者之间实际存在的审美和情感的尊贵真诚，才使我们从严肃的现实主义古典文学作品中嗅到中国历史上有那么一种不同于异性爱者朴素人道主义审视的清新文化之气。

《品花宝鉴》是继《金瓶梅》、《红楼梦》之后最出色的现实主义古典文学名著之一。作者前后历时１０余年，才气、郁气勃发之气，凝成“洋洋洒洒、奇奇怪怪五十余万言”，堪称研究中国传统同性爱文化最具备社会学意义的范本。

《品花宝鉴》的作者不可能摆脱中国封建文化的桎梏，所以作品中有身份的同性爱者所爱的对象无不地位低下、具备极富女性的美感，后者为身份高贵的同性爱者制造出了符合封建异性恋情爱伦理的“合理化爱情”台阶。为了表现高官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之间同性爱情的纯洁和高尚，作者甚至不得不以荒诞的“前世姻缘”为转折，为杜琴言脱离了贱籍，并在以后的描写中表现了杜琴言的男性美的审美定位。

现实主义文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其创作态度不回避真实。《品花宝鉴》的作者虽然从思想深处跳不出封建等级观念的束缚，但他面对形形色色的同性性关系，面对其间形形色色的真实人物和故事，迫不得已在封建文化以地位

可以说，《品花宝鉴》成为当时乃至以后流行的畅销书，第一证明了中国的传统同性爱文化不但不是荒漠的文化，而且是社会主流文化的一个分支；第二表现出了中国传统同性爱文化中初萌的平等与自律的先进思想。

更能说明这一点的，当属伟大的现实主义名著《红楼梦》中对贾宝玉和戏子蒋玉函的同性爱关系的描写。贾宝玉是显赫的豪门公子，蒋玉函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中的奴隶，是忠顺王府私家戏班的戏子。贾宝玉如果只是对蒋玉函有性爱的色欲目的，他完全可以凭自已的身份将其控制于股掌之中，但是他却不顾忠顺王府和贾府之间存在的政治利害冲突，参与策划并帮助蒋玉函逃出忠顺王府，做一个远走天涯的自由人。他的这一反叛封建伦理的勇敢行为不只招来了毒打，更成为贾府衰败的缘由之一。在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中，有关同性爱的情节多是对同性美感的赞赏。像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红楼梦》中把贾宝玉和蒋玉函的关系放到社会的、政治的现实大背景中，如此鲜明地突现了对于人性解放的大胆追求，明显地超越了西方古典文化的境界。

以封建伦理为框架的中国传统同性爱文化中能闪现出具有进步思想的亮色不是偶然的。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基础和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一方面挥舞着封建礼教的大棒“治人”，另一方面又体现朴素的唯物观和调和社会各种矛盾的“仁爱”精神。现实主义作家能够在其文化夹缝中闪现一点同性爱人群中本来存在的进步亮色，也就相当自然了。

由此，我认为倡导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先进同性爱文化，不是空穴来风。

当然，现代社会的科学发展和现代文明的人文主义理念对先进文化的界定已经不是可以用传统的人文道德模式可以评价的，也不是足以用精神意志可以指导的。

我认为，这种先进文化，首先应以科学的发现为先导，是可以经受科学和实践检验的现代观念。科学的认识将推进一种事物既被法制社会的法制框架所制约，又尊重人性的自主多元选择。这种观念，应该以极大地解放人的精神生产力，进而极大解放社会生产力为目的，而不是束缚人的精神生产力。打击个人对生活中的不伤害他人的自主选择和创造性。

我认为，这种先进文化，是在批判和摒弃传统的落后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富有超现实的理想主义前瞻性，又富有追求人类共有的精神文明的创造性。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思想和文化的创造往往具有突破现行秩序的进步性；因而哪怕在同一个利益集团内部，思想者和当权者之间也会由此产生斗争，有时这种斗争是很激烈的，因为思想者的目的的是为了建设未来秩序，而当权者要维护现行秩序。做为和传统伦理关系微妙而且又被传统文化同化了的中国传统同性爱文化，要完成思想的更新和创造，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张北川医生和他进行的课题，以及这个项目所包括的媒介《朋友通信》，所进行的就是这样的努力。从短程目标说，艾滋病到底是感染了人才能称其为疾病，特有的感染途径决定艾滋病问题决非仅仅是生物科学的事，而是一种社会问题的存在。如果张北川不是专注于同性爱人群的艾滋病预防，绝对不会陷入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多种学科都纠缠一起的学术“麻烦”。《朋友通信》以宣传教育预防艾滋病，倡导安全性行为，提供有关信息及咨询服务为主旨，也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科学的态度，回避现代科学文化观念对同性爱问题的重新审视和认识。因此，也就传递、倡导、孕育着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先进同性爱文化的科学灵苗和思想文化萌芽。

当然，《朋友通信》只是这种先进文化初萌时期发出的尽管少有却不是没有的多种声音中的一个声音。由于是少有，尤其由于是属于体制内学术界专业人士和同性爱人群如此交流，沟通还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弥足珍贵。我认为，有关方面，尤其是有能力对其给予实质性支持的有关部门和机构，应该具有前瞻性的目光和科学的人文襟怀，给《朋友通信》以支持和保护。社会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没有多种因素的积累和触发，就不会形成问题。一种先进文化的形成，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果。同性爱文化尚处于“地下”，由于科学文化界有识之士使这个话题浮出水面，尤其是以科学、平等的态度来交流，倡导一种“爱吾爱及人之爱”的先进自爱观念，至少对预防艾滋病的蔓延具有短期的功利效益，是给“洁身自爱”的道德说教赋予现代科学和人文理念的重新诠释，是将空泛的号召落到实际行动。

人类总是在“自找麻烦”又来解决这个“麻烦”的循环往复中，才取得了文明的进步。“勿以善小而不为”，当为有心有识者的共识。